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读后感4000字

　　在念书的时候，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兴趣，要远远超过托尔斯泰。这种偏爱可能仅仅是因为，出于偶然，我先接触了《罪与罚》，然后是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。

　　那时，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由衷地敬佩，认为他代表了人类心灵的深度，这当然要比代表了人类心灵的广度的托尔斯泰来得厉害，尽管那时我还没有真正读过托尔斯泰的任何作品，只是凭借一些浮光掠影的二手印象，认定托尔斯泰不过是一个推崇人道主义的老好人，而这就意味着一种对历史和人性黑暗面的无知，意味着浅薄。

　　直到2022年底，我大病初愈，渴望摆脱那种绝望的，被各种阴险设想、死亡意象追踪的状态，几乎是在命运推动下，不由自主地选择了《复活》。并在家人的悉心照料与陪伴下，真正康复起来。

　　当然，我不会因为个人经历，再犯一次年轻时候犯过的错误，武断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谁优谁劣。我在心灵壮健的时候，倾向于《罪与罚》；而在心灵衰弱的时候，倾向于《复活》，这种倾向能不能推广到两位伟大作家的所有作品，是不是适用于所有读者，我不知道。

　　前不久，志军兄在豆瓣上发了一条《复活》的短评，他说：“从头到尾笼罩在一种强大的善的观念的阴影之下，所以有一种至善特有的乏味。再加上这个时期托尔斯泰关注比较多的已经不是艺术而是宗教，写那种劝人从善的故事的比较简单文风也让这书打了些折扣。”他说这番话，是以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为参照对象，而当时我还没有读过这本书。

　　现在，读过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之后，我可以表明自己的态度：我同意志军兄的话。

　　并且，也是通过志军兄在豆瓣读书的标记，我才知道托尔斯泰的女儿亚·托尔斯泰娅所写的《父亲---列夫·托尔斯泰的生平》这本书，中文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在1985年出版，译者是启篁、贾民、锷权。

　　结合这本“传记”，以及《安娜》一书中显然带有托尔斯泰自传色彩的“列文”这个角色，我觉得我对托尔斯泰有了更多了解。

　　一个拥有精神生活的人，会依照自己的本性，自己的时代，自己的生活处境，倾向于求真、求善、求美这三条不同的道路------尽管人们常说，这三条路殊途同归。这三条路各自有各自的代表人物，哲学家与科学家是求真者的代表，宗教人士是求善者的代表，艺术家则是求美者的代表。那些认识到这三条路，其实通往同一个方向的看法，很可能是正确的，因为真正的求美者，比如说一个艺术家，在进行艺术创作及其围绕整个创作构建起来的生活当中，是不可能不触及到真与善，并将他们作为自己的方法来运用的。

　　而托尔斯泰是一个毕生的求善者，始终如一。这并不是说他毫不考虑美和真的实现，但他确实并不以美和真为最高人生目的。他以善为宗旨，在对善的追求过程中，实现了美和真，仿佛后者只不过是附带现象或意外产物。事实当然不是如此，更准确的说法是，美和真是其求善的方法，就好像古代少女为了寄托情思，将心力全部投注到一个荷包的刺绣上面那样。绣荷包当然是为了有朝一日寄予情郎，乃至最终结两姓之好，但少女在专心劳动时，并不会为自己设定嫁作人妇这样的具体目标，如果这么想，就会粗鲁、俗气，而且荷包也绣不好。

　　在《安娜》中，托尔斯泰借书中角色之口说，他拒绝左拉那种法国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，他也很难从斯宾诺莎、康德、黑格尔、谢林那里获得真正的教益，这意味着他并不是一个求真者：既不像左拉那样通过文学来求真，也不像黑格尔那样通过哲学来求真。他心仪的对象，按照托尔斯泰娅的介绍看，是卢梭。而卢梭是一个对艺术与科学持批判态度的人------也就是对美和真的价值，有所怀疑的人。

　　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根据精神聚落来定义这个“群”，可能比行当、职业等名目，更方便我们进入我们想要了解的人物的内心。比如说，同为文学家，托尔斯泰是求善者，屠格涅夫则是求美者。求美者，以《会饮》里的阿伽通为典型，其特征是厌恶暴力，心肠柔软，逃避人世间的黑暗。求美者对求善的政治与宗教领域感到隔膜，容易对道德持鄙夷态度。至于求真者，可以举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家为例，现代从事逻辑学、分析哲学或实证史学研究的学者，亦属此列。无论是以传统伦理，还是自由主义伦理引导自己的人，都是广义的求善者，这意味着求善者类别并非求善者阵营，同一类别的求善者，也许分属不同阵营，彼此之间的斗争可能与求善者与求真者之间的斗争一样惨烈。

　　我之所以采用真善美这样老掉牙的概念，来思考我所遇到的古人和今人，是因为借助这些概念，似乎能把握到某些统一性。比如，我认为孔子是求善者，将目光从天上投向城邦的苏格拉底也是求善者，柏拉图是貌似求真的求善者，亚里士多德则是貌似求善的求真者。而当代中国学者，就我所熟悉的，研究法学、政治哲学和古典学的，大都是求善者。尽管很多学者采用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，挥舞着科学的旗号，貌似求真者，但在根柢上，他们仍是求善者，只不过所信奉的善的原则彼此不同。

　　受制于形形色色的ism，他们之间的冲突，在根本上是善与善的冲突，他们处理这种冲突的方法，可以分为三类：一，将对方贬低为恶，于是善与善的冲突，就成了善与恶的斗争。这是一种最幼稚的方法，近乎孩子气的划分敌友，但同时也最容易被采纳，最为人们所习惯；二，将对方吸纳进自己的体系。近年来流行的“通三统”的思想谋划即属此列。这种方法在根本上，是一种“礼”的构想，以否定、批判、但绝非消灭的态度，将对方保持在思想内部。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，它比第一种方法更明智，更审慎，而且也开辟了通向真的可能性。如果说将对手宣布为恶而予以摈弃，在思想上容易流于狂热和懒惰，那么构想一种思想的“礼”的秩序，则要求更深入地理解对手，要求更冷静、更富有同情心，尽管这种方法不可能否定自身的主体性，所以在根本上仍然是一种政治态度，而不是思想态度。三，否认自己是求善者，将自己打扮成求真者，同时指出对方是求善者，是无法以“实事求是”的态度，触及科学的层次的乡愿。

　　用真善美的分类法，来观察当代思想人物与事件，会更容易看清一些脉络。例如，我认为刘小枫就是一名求善者，从《记恋冬妮娅》到“国父论”，其求善的旨趣一以贯之。在青年时期，他还会被美魅惑，但在领受自己天命的过程中，越来越摈弃身上的文学青年气质，其标志是写出那篇嘲讽阿伽通的文章。因为如果不抛弃文青气质，则不能彻底打开进入政治思考空间的渠道。不过，刘小枫对政治的理解，是纯然古典式的，或说伦理的，他既从善恶角度来理解政治，也从善恶角度来理解宗教，也从善恶角度来理解哲学。但他对善恶的思考，永远固守常识的层次，不愿意从中抽象出伦理学。这一点，他与他求真意志更旺盛的思想晚辈，如李猛和吴飞，是很不同的。

　　在晚近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，他越来越多带有文明本位色彩的观点，使他更像是古希腊城邦的诗人，而非哲人。如果说诗人是城邦显见的捍卫者，哲人是城邦潜在的颠覆者，那么，在对苏格拉底问题进行了通盘思考，意识到哲人角色，在当代中国既不利于开展教化，也不利于自保之后，倾向于做一个诗人，当然是他的自然选择。

　　而以为他称毛泽东是“国父”，就是彻底倒向左派的看法，显然也是短视的。他对待1949政权的基本观点是，毛的种种错误与现代中国的种种灾难，都要归咎于现代启蒙，而不是归咎于自由主义者认为的启蒙不够。不过，这里还存在一个尚未厘清的矛盾：他曾极力否定顾彬将现代中国革命归因于基督教影响的做法，梳理出《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》。我们不知道，如果毛的现代革命与儒家革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，而现代革命显然又是现代启蒙的伴随现象，那么毛的种种错误与现代中国的种种灾难，是不是需要儒家部分负责？

　　做为一个自始至终的求善者，刘小枫究竟是效仿显白教诲与隐微教诲的区分，隐藏了自己求真的一面；抑或是他本性就容易“信以为真”？今天又读到他一篇最新文章，《东亚史的新与旧》，其中的思考和态度，是不能令人满意的。指出看似求真的实证史学，背后的推动力其实是求善（求恶）的意志，是远远不够的。因为在政治领域的善，始终有其局限性，局限于一个城邦，一个国家。冈田英弘和宫崎市定是日本学者，当然是力求实现日本的国家意志，追求日本人的善；而中国学者则会力求实现中国的国家意志，追求中国人的善。日本学者和中国学者各自的求善意志，都是无可非议的，哪怕双方均视对方的求善意志为邪恶，也不影响这种相对的善的存在。如果要发出真正有力量的批判声音，则需要超越政治，超越国家，寻找到一条中日两国均奉行的文明准则，如此才能实现有效的批判。但在《东亚史的新与旧》中，看不到刘小枫有这样的努力，只是纠缠在日本人为汪精卫翻案，或我们不应该接受日本史学洗脑的詈骂上。

　　可问题并不在于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放弃自己的主体性，自己的善，去拥抱敌人的主体性，敌人的善。日本的东亚史研究，美国的新清史研究，之所以会吸引大量拥趸，并不是人们心甘情愿地缴械投降，自愿交出了自己的求善意志，而是因为，日本的东亚史研究和美国的新清史研究，都披露了大量的历史之真，这是难于反驳的。我们只有写出包含同等分量的历史之真的著作，才算是荷枪实弹地与对手交战，否则我们的意志所求来的善，在对方披露的历史之真的映照下，就会显得虚伪，变成伪善。况且，在当代总体性的科学视野之下，求真本身，就意味着实现一种在知识领域成就善的生活，所以会形成跨国跨文明的学术共同体。这种学术共同体的形成，有赖于拥有不同国家公民身份的学者，真诚地交付出自己的主体性。固守自己的国家与文明意识，只会堵塞和削弱这种新的可能。

　　最后想说的是，目前尚看不见任何端倪的，只存在于一些学者好心的想象中的东亚共同体，能否成为现实，也许并不取决于思想如何攻守，而要取决于物质的合作与发展。我记得刘小枫曾奇怪地大力推崇科耶夫，赞其为“欧盟之父”，但根据翻译过来的《科耶夫的新拉丁帝国》来看，现实的欧盟的成立，与科耶夫原初的设想，相距甚远。现实的欧盟起源于德法两国的煤钢共同体，纯然是一笔经济账，而科耶夫盘算的却是一个以法兰西为主导，以意大利、西班牙为拱卫的天主教世界。科耶夫心目中提防的敌人新教德国，最后反而是法国最忠实的朋友。当然，我们不能就此讥讽知识分子的空疏、无用、妄想，因为世间一切事情的落实，都不会百分之百如人所愿。但是，如果我们的教师，希望我们捍卫自己的国家与文明，是应该教导我们停留在政治的，你死我活的，敌友之争的层面思考，还是应该教导我们努力超越政治的层次呢？（吕翔）